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至于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么爱国？说得好，对敌妥协不言爱国，败军之将不言勇。

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上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说到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

再崇高的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好心办坏事”

开脱其咎。

反之亦然。

何况所有的推断，都只是推断而已。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键要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具体到汪精卫，主要应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

，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文论都做过分析，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

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成立傀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合理”

藉口；粉饰了日本侵略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资资源；让日本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些指控都没错。

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

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

与敌议和。

抗战的最后胜利，推翻了汪氏付出这些代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洲国”

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抗战不能取胜，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

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如释重负。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既要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

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和软弱。

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说是通敌和叛卖。

正如历史选择了蒋介石作为抗战的领袖，能够担当议和重任的人选，遍观当时之中国，也非汪氏莫属了。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