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出土的古代筮占数列符号，自张政烺先生真正释读出后，发现已不少，早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战国时期，属之商代者，在殷墟王邑及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均有出土，年代为晚商时期2。

晚商的筮占数列符号主要见诸陶器、陶范、磨石、甲骨之上，学者多有董理阐发3。

商代筮占中出现的数字，今已知有一、五、六、七、八、九，筮数形式有六个爻的重卦，三个爻的单卦及四个爻者。

其易卦的爻变均是在上卦相同的条件下，下卦各爻皆可变，变卦既可将奇数变偶数（阳变阴），偶数变奇数（阴变阳），也可奇数变奇数（阳变阳），偶数变偶数（阴变阴），均比《周易》显得原始而灵活1。

殷墟甲骨上所见筮数见下表：

如上示，三爻的单卦只见于一期武丁时，以后又推演出四爻及六爻的重卦，晚期形式主要为六爻，显示了筮占由简而繁复的发展过程。

另外，这些筮占似已萌发类于《周易》的奇阳（一）偶阴（一）的阴阳数术观念，特别是三爻和六爻的卦画形，颇可与《周易》相应卦画、卦名参照，表明《周易》的形成过程中似吸收了商人筮占法而有其新释及淘汰。

再者，卜龟上的&ldo;九六&rdo;爻数，或可对文献说的&ldo;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rdo;作出修正，证明商人筮占与《周易》实一脉相承。

卜龟上的一组五列平行短线符号似属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数占法，有学者疑与《太玄》有渊源关系，不失为较具启发意义之说。

应指出者，这些记有筮数的骨料均是卜用的甲骨，有的还兼记卜辞，反映了卜与筮的结合。

李学勤先生曾分析西周甲骨上有在卜兆边记筮数，认为这些筮数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揲筮的结果，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1。

这同样适合于上表材料。

《礼记&iddot;曲礼上》云：&ldo;卜筮不相袭&rdo;，郑玄注：&ldo;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策。

&rdo;似古代卜筮并用时是有若干忌讳的。

《周礼&iddot;春官&iddot;筮人》：&ldo;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rdo;，郑玄注：&ldo;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

&rdo;可能在卜筮并用时，若先筮后卜，筮占必须逢吉，才能继之以卜，若筮占不吉，再卜就是亵渎龟策。

但若先卜后筮，似无此忌，如《左传&iddot;僖公四年》记晋献公欲娶骊姬，&ldo;卜之，不吉；筮之，吉&rdo;，卜人说：&ldo;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rdo;可见卜不吉仍可继以筮，但一般要服从于甲骨占卜的结果。

这种忌讳应出自重龟轻筮观念。

《仪礼&iddot;士丧礼》贾疏即说：&ldo;龟重，威仪多；筮轻，威仪少。

&rdo;上表有的卜骨上有&ldo;吉&rdo;的卜筮兆象，知晚商已产生了&ldo;卜吉则筮&rdo;或&ldo;筮吉则卜&rdo;的占卜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