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时远距离的交通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主要是促进了如海贝、海螺等贵重物品的流动，再就是矿产品或手工业品的互通有无。

沈阳北郊一处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新乐遗址，在一座面积为2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内，发现了许多有明显切割加工痕迹的煤精制品1；另一座面积达95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内，不仅出有这种乌黑发亮的软质煤精制品，还发现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铁矿、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玛瑙2。

它们都不是本地产品。

据鉴定，煤精的产地在近百里外的抚顺煤田西部3；玛瑙出自沈阳南郊苏家屯的康家山；玉的产地更远在400里外的岫岩、宽甸一带。

显而易见，原始时代的交通缘起，多数是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或贵重物品的开发、加工、利用和流动互通为其动因，是打破生态分布系统的初步尝试，交通的发展基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听任自流之中。

有夏以降，这种消极发展的交通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

首先，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

《史记&iddot;河渠书》引《夏书》说，&ldo;禹抑洪水十二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磊，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肢九泽，度九山。

&rdo;《夏本纪》说，禹&ldo;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棱。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rdo;这些说法未必完全可信，但当本之于某些史影。

应该指出，大禹治水发生在原始社会过渡到夏代奴隶制国家政权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禹以决壅通川、治理洪水为契机，运用业已掌握的公共权力，有可能组织起较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在夺取治水胜利的同时，似乎已将当时的国土划成几大行政区域，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

春秋时代人们追忆邈古历史时，每每提到&ldo;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rdo;1，正足以说明禹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经营交通的开启，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夏商两朝对其领域实施统治或对周边方国的羁魔与战争，持续地刺激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

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史迹，如追叙夏代云：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大戴礼记&iddot;少闲》）

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

（《战国策&iddot;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

（《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帝相）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