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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他寄银千两回家,要求将其中四百两用于周济族人时,曾专门给祖父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
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
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
在那之后,&ldo;我家气运太盛&rdo;,&ldo;正当全盛&rdo;之类的话就屡屡现于家书,自概之道,也是他经常向诸弟所讲的道理。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
对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兄,曾国荃既佩服,又经常不以为然。
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
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ldo;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
&rdo;说当今之天下,乃&ldo;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rdo;。
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
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虽然不要求曾国荃和自己一样清白如水,曾国藩也不能容忍这个弟弟彻底破坏曾氏家族的俭朴形象。
更何况,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虽然镇压下去,天下其实仍不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
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
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
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
盖……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可惜的是,比曾国藩小十三岁的曾国荃此时经常不能领会老兄的良苦用心,反而对曾国藩的教导充耳不闻。
事实上,直至同治三年遭遇重大挫折之前,曾国荃对曾国藩经常是面服心不服。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在祭文中曾这样写道,自己年轻时候,对长兄的教导常常不服,&ldo;兄裁以义,翻不谓然&rdo;,&ldo;昔我乘气,自谓无前&rdo;,&ldo;辜负教训,四十九年&rdo;。
所以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曾国藩当然仍然会&ldo;絮聒不休&rdo;。
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
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
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
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
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
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然而对这些话,正在兴头中的曾国荃一律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