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

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

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

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

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可见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

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

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

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

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ldo;正祝&rdo;一番。

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而是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

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

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

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

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ldo;肥&rdo;之&ldo;缺&rdo;，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

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ldo;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rdo;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

接着上句话，他紧接着又说：&ldo;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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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盘缠。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ldo;仙屏（许振）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

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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