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第1页_武则天简介则(清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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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还派了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赴黄河南北广招精兵良将，组成精锐的参战部队，保证了主力军的战斗力，正确。

派遣兵力总计18万，对一次远征作战来说，人数相当充足（参照征高丽动用约13万人）；丝毫没有轻敌，正确。

可是，为什么主帅偏偏要选用一个在军事上纯属窝囊废的李敬玄？这项人事安排，高宗、武后难道没过脑子？

草民我在读唐史的时候，深感1000多年前的古人，思维方式、行事准则与今人有太多的不类之处。不像明清与近世接近，其人其事，当代人都很好理解。

所以，对这场战争中的失误，我只能对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测。一是高宗、武后可能觉得只要兵员充足、兵卒健锐，就一定能马到成功；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刘仁轨在高丽那样，以文臣身份在战场上出奇制胜。

上述第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是轻敌。第二个原因，则是犯了经验主义毛病。刘仁轨的意外胜利，有具体的主客观因素，是不能复制的。况且刘仁轨当时的处境，是偏师（增援部队）和次要战场（高宗曾考虑放弃），即使败了，于全局的牵动也有限；而李敬玄面对的则是率主力与论钦陵大军决战，让他挂帅，实在是冒险。

两次大败，给&ldo;大唐必胜&rdo;的狂热大大浇了一瓢凉水。

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因为取胜容易，战争时间短，平民百姓渴慕军功，都争先投军。有的甚至&ldo;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rdo;。正合唐诗里写的&ldo;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rdo;。

可是到后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出征时间拖长，胜利没有把握，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说不定，因此民间厌战情绪抬头，连兵源都发生困难了。

武则天的息兵建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战争不光是战争，还要考虑国力、民力，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这些，武则天都做过认真的思考。

从唐廷在后来推行的对外策略来看，可以推断出，她思考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前一段四境武功战果辉煌，是因为国力强大、百姓富裕。但是，大唐不是以军事扩张立国的帝国，对外战争是为了国内百姓安居，一旦军事负担透支，百姓厌战，战争就必然撑不下去。这是其一。

当东、西、北几面受敌时，决不可均衡用力、四面出击，必须&ldo;抓住主要矛盾&rdo;。把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敌国作为主要打击和防范对象，其余国家能和就和，再不然就以夷制夷。这也是考虑到了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国力。这是其二。

对暂时啃不动的敌国，就采取守势，不能赌气，不能为了面子就发动一场劳师动众的战争。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哪怕把任务留给下一代。这是其三。

对可能复燃的游动部族之敌，要趁其羽翼未丰就干掉，不能养痈遗患，闹到将来不可收拾。这是其四。

所以，武后考虑的这个&ldo;息兵&rdo;政策，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全面收缩，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

当时的唐之周边关系，与我们今天正相反。当时东部的敌人，无论从国力、战略纵深和作战特点上，都不能对唐本土构成太大威胁。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还不至于到唐的本土来攻城掠地。因此，东边是次要之敌。

威胁最大的还是西部的两大强敌‐‐突厥余部和吐蕃。一个要复仇，一个要扩张，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唐的西部领土是在他们的战略版图之内的，因此必须全力对付。

从显亨元年（670年）起，安东都护府两次后撤，最后撤至辽东，彻底放弃了半岛，除了高丽余众不好管理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出于上述战略考虑。

这一时期，高宗虽是与武后联合执政，但从某些迹象上可以看出，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回想当年征高丽，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差一点儿就要率六军亲征。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用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

此外。在武则天后来单独执政时期，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可见，她不是一个穷兵渎武的统治者，这是近世绝大部分史家的定论。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当然也引起了高宗与武后的反思。黑齿常之的被擢拔、被除名的薛仁贵的起复，以及一大批新老将领对稳定西北的贡献，都说明在用将上，唐廷也十分谨慎了。

有人研究过，高宗后期，唐与外族友好往来的频率突然增加，有很多还是与唐并不接壤的远邦。可以推断，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实行的，就是为了远交近攻。

高宗对&ldo;建言十二事&rdo;相当赞赏，曾下诏褒扬，并要各衙门去执行。其中比较重要的&ldo;息兵&rdo;一条，看来也被高宗欣然接受，正式成为国策。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渐趋稳定。高宗一朝，边境上共设有五大都护府。大唐的声威，远被欧亚。

我们来看这时曾有过的疆域‐‐

安东：初期治所在平壤，后移至辽东新城，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黑龙江两岸入海口处；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爱山东部，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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