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建立聚居点。

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有限地域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发动因之文献称商人&ldo;不常厥邑&rdo;，《尚书&iddot;书序》说商建国前，&ldo;自契至于成汤八迁&rdo;，建国后自汤至于&ldo;盘庚五迁。

&rdo;通谓前八迁是1：

一、契居蕃（山东滕县）。

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

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

五、相土复居商丘。

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

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

八、汤居毫（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ldo;有夏之居&rdo;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

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里以上，《商颂&iddot;长发》称&ldo;相土烈烈，海外有截，&rdo;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动意是显而易见的。

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

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

河南安阳后岗城址，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2。

新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3。

山东章丘城子崖下层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1。

&ldo;建城称地，以城称人&rdo;2，人口之众可以想见。

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远逊一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34万平方米3，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19万平方米4，登封王城岗城址仅仅为1万多平方米5，人口显然要少。

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故商人拓地中，与上著部族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

《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ldo;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rdo;，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

《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ldo;殷灭皮氏&rdo;而占据其地。

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部族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

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

一、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