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号17‐24共八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6至3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15件左右，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

这种差别应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

据序号21罗山天湖28墓同出3戈，与上述出8戈的罗山天湖l高级权贵墓同属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

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

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少，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

出二套觚爵的墓相当多，序号25‐52共列举28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各地均有发现，墓室面积10余至数平方米不等。

有殉人者14座，最多的用8人，少的用1人，但大多数墓不见人殉。

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13件，最少的4件。

应注意的是，这一等列的墓，属商代前期者面积均有限，不过是3到5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1人；至晚商早期阶段，墓室面积稍大，有上升为8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人数有增至3‐8人者；以后这些方面又呈下降趋势。

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面积有过10平米者。

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墓主生前应是一般性贵族成员，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

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但也有的似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

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随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面积大的不过7平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序号53‐87共列举35座。

仅10座有人殉现象，用人1至2人。

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为8件，见于殷墟王邑。

多数为2‐4件。

明显比上一类墓低一个等列。

这类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

另外不少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

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

他们中多数人在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

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

其中容或有人因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迁。

如序号67殷墟西区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仅两件，却同出青铜戈9件，又以2人3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