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

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毛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极奢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糙菅人命的丑剧（就像大邱庄发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的人物我们在当代中国已经看到了。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

当时医院里没有大夫，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话虽如此说，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

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来问：你得了什么病。

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

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在闹黄疸。

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

这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

据说这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年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

我虽没吃椰枣，也得了这种病。

大夫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给我点维生素吧——我的病就是这么治的。

说句实在话，住院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

但我自己觉得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医院里没有别的消遣，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

这一刀总是开向阑尾——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

我说看开刀可不是瞎说的，当地经常没有电，有电时电压也极不稳，手术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钟阳光最好，就是那时动手术——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赌说几个小时找到阑尾。

后来我和学医的朋友说起此事，他们都不信，说阑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看到的几个手术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着阑尾的。

做手术的都说，人的盲肠太难找——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部队骡马卫生员出身，参加过给军马的手术，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个子小考虑在内之后，他的盲肠还是太小。

闲着没事聊天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

你猜他们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后半句是毛主席语录。

人的肠子和战争不是一码事，但这话就没人说了。

我觉得有件事情最可恶：每次手术他们都让个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所以阑尾总是找不着。

刀口开在什么部位，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

但我必须说他们一句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他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

我劝他千万别开刀——万一非开不可，就要求让我给他开。

虽然我也没学过医，但修好过一个闹钟，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

就凭这两样，怎么也比医院里这些大夫强。

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主要是因为别人要在战争里学习战争，怎么能不答应。

也是他倒霉，打开肚子以后，找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一通紧倒。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

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撩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也去帮着找。

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