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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斝两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的,意味着在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有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
(二)商代的&ldo;庶群自酒&rdo;
商代人腆于酒,崇饮之风远胜夏代,自王至诸侯臣正,莫不皆然。
商王祭先祖,则&ldo;既载清酷,责我思成,亦有和羹&rdo;1,酒食美味为享礼所必具。
《尚书&iddot;酒诰》直斥商人&ldo;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
&rdo;西周康王时《大盂鼎》铭,记述了&ldo;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rdo;的史实。
《商书&iddot;微子》也再三对商贵族统治集团&ldo;沈酗于酒&rdo;作了自省。
至于商未王纣的嗜酒,文献中说法更多。
《史记&iddot;殷本纪》言其&ldo;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rdo;《正义》引《太公六韬》云:&ldo;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
&rdo;《说苑&iddot;反质》也有&ldo;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rdo;的形容。
《大戴礼记&iddot;少闲》称纣&ldo;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
&rdo;酒食醉饱的生活,为有商一代贵族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剧,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
崇饮亦渐泛滥于商代一般平民阶层,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还相应渗透到当时的葬俗方面。
据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酒器觚、爵。
在总数93g座墓内,出这种礼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铜或铅觚、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
其中如编为第八墓区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达89%以上。
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毁;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器的陶礼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2。
可见,饮酒之风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阶层之中。
一些中小型墓,尽管随葬器类和数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低,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爪葛,随葬数量不等的酒器。
这反映了晚商王邑寻常平民的饮食尚好。
当然,商代各地的饮食水准既有共性,又与王邑有一定差异。
如同一时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为礼器组合方式,其中仅两墓又各出铜爵一个,只占土坑墓数的25%。
相反,其余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几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铜酒器随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类的其他青铜礼器,并都出有矛、戈、钺、链之类的兵器,其觚、爵数有一套、两套、三套和五套之别1。
可见,前者当属平民中社会身分不算高的,似为中层以下平民;后者应属战士和权贵,包括平民中的上层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