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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导师申请独自研究关于“犯罪心理统一性”
的一切,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
我又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样本与资料看了看,那都是伦敦近五十年来重大凶杀案作案者的生平经历。
他们中有些人被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或精神病,但这些是少数。
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有着平常的人生,就像我一样。
比如说这个,温特森·布莱克,1972年生人,一个电力公司的员工。
他把自己的上司在浴缸里肢解,把残肢冰冻在公司冰箱里。
在他的口供里,他提到,他童年有只很喜欢的狗。
他的父亲在一个冬天把那条狗变成了冬天的口粮。
他做了一生中第一件荒唐事——割腕。
但他的家人对此从不在意。
我又翻看了其他人的资料。
我以前只关注这些犯罪者的动机是否相似,却未曾留意对他们人格造成影响的因素。
童年创伤,尊严或身体受到侵害,不被重视,被孤立我把纸一页页翻过。
台灯的光模糊了,冷汗从额角挂下来。
那根本不是猜想。
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犯罪成长公式,这一切不过是复杂的心理暗示。
目的不过是将对人性的失望进行复制。
手一松,资料零散地落在面前的桌上。
我根本真的对老卡勒的成果一无所知,他为了“犯罪成长公式”
,对他的两个儿子做了什么啊。
我还对克雷尔说了点什么过分的话。
让我找他道歉么不可能,这话怎么说都别扭。
我揉了揉头发,只听手机叮咚一声。
我划开手机屏幕,看到导师的一条消息:“我想推荐你进国王学院,继续卡勒的研究。”
“那他呢?”
我快速地敲打下这几个字符,点击发送。
手腕上那块表秒针滴答滴答地走着,那边没有动静。
积聚许久的不安弥漫开来,我起身将资料囫囵塞进抽屉,披上克雷尔的大衣,拿着手机和钥匙跑出了门。
走出没几步,我停了停,又回了宿舍。
那枚袖珍耳机还在桌上摆着,我盯着它犹豫几秒,一把抓过来戴上。
我要回一趟查令十字街。
早晨5点不到,地铁站都没开。
我骑着自行车从克雷尔爱走的阴暗巷子穿城而过,头顶上是淡墨色的天空与歪斜稀疏的电线。
到了街口,我扔下自行车走到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