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军阀，阎锡山煞费心机地在文化理论方面下辛苦功夫，一方面显示了他比其他军阀更为高明的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他的名目繁多的统治措施寻找辩词，使之更能迷惑和笼络人心。

重视组织重用亲信强化统治基础

&ldo;九&iddot;一八&rdo;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阎锡山认为：&ldo;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还可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

&rdo;在这个算盘的指导下，山西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

如&ldo;山西青年救国团&rdo;、&ldo;建设救国社&rdo;、&ldo;山西民众监政会&rdo;、&ldo;文山读书会&rdo;、&ldo;植社&rdo;等。

这些团体，都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当然也就直接间接地受着他的支配和控制。

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力量日益增强，使与陕北一河之隔的山西，感受到了&ldo;赤化&rdo;的威胁。

阎锡山设计出了一系列&ldo;防共反共&rdo;的办法，有什么&ldo;军事防共&rdo;、&ldo;政治防共&rdo;、&ldo;经济防共&rdo;、&ldo;思想防共&rdo;和&ldo;民众防共&rdo;。

成立&ldo;主张公道团&rdo;，简称公道团，又名好人团，则是他实行&ldo;民众防共&rdo;的主要措施。

他声称：&ldo;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

……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lso;公道主义&rso;，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

&rdo;到1936年，阎又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会等合并组成&ldo;自强救国同志会&rdo;，阎本人自任会长，将&ldo;物产证券&rdo;和&ldo;按劳分配&rdo;作为其奋斗目标，以&ldo;主张公道&rdo;和&ldo;牺牲救国&rdo;为行动口号。

之后，又由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总干事梁化之牵头，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会，阎还是自任会长。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牲救国同盟会渐渐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深恐大权旁落，于1938年又成立&ldo;民族革命同志会&rdo;，向抗日进步势力夺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并将&ldo;同志会&rdo;凌架于政、军、教、经等各部门之上，作为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团体的领导组织。

阎锡山将&ldo;会长&rdo;这个称号抬到比省长、司令长官等都更高的位置。

集会时，必须高呼&ldo;会长万岁&rdo;、&ldo;忠贞会长&rdo;之类的口号，以显示&ldo;同志会&rdo;在山西有最高权威。

&ldo;同志会&rdo;渗透到所有基层单位，甚至要求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这就使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ldo;同志会&rdo;实行严厉的纪律，动不动就可以让成员&ldo;自裁&rdo;，将成员处死，具有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种法西斯手段使它对成员产生强大的束缚和强制力，从而保证阎锡山的各种统治措施能够顺利推行。

阎锡山虽然是同盟会的元老，却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组织从来合不到一起。

他并不仰仗国民党组织的力量，他的&ldo;同志会&rdo;实际上起着一个党派的作用，而比党派具有更浓厚的封建性。

其后，阎锡山又借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之机，成立起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并将它发展到区县和基层。

以精建会为同志会的外围，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