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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开始时,柯利达向我转交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我的一封信。
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体意见,是一份详细的清单。
我同第三位英方谈判对手的交往,就这样通过信件交换而开始了。
在我的外长任期内,一共与五位英国外相打过交道。
除了这里提到的三位,还有里夫金德和库克。
前四位都属保守党政府,只有最后一位罗宾&iddot;库克外相属于工党政府,与他首次见面时已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了。
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时间最长的,就要算是这位赫德外相了。
从1989年底开始到1995年中,我们交往了近六年,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双方围绕香港政制问题争执最为激烈的时期。
我们通过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持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
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风波后的新形势下,英方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主意。
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双方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过详尽沟通,最后,英方对公布的草案稿已无意见。
但在赫德的这封信里,重新对草案,特别是在香港政制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大大提高了要价,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比例。
对于这封信,我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中方同意由双方法律专家进一步交换意见。
七份外交文件
1990年初,形势更为紧迫。
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
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英方有些着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与中方就此事达成妥协。
当时,赫德来不及等到与我会晤面谈此事,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我交换意见。
那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与中方人员多次接触,转交各自外长的&ldo;信息&rdo;。
这虽非亲笔签名的函件,却是书面文件,不是&ldo;口信&rdo;,我们便称之为&ldo;书面信息&rdo;。
这种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谈判过程中经常采用。
从1990年1月18日赫德给我来信起,至2月12日赫德来信确认达成共识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交换了七份书面信息。
当时,这属于内部磋商,对外严格保密。
后来,随着政制问题争执的加剧,双方分别公布了这七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