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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
他反省到:&ldo;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
&rdo;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开始对部下宽之以&ldo;名利&rdo;,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
他说:&ldo;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
&rdo;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
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时说:&ldo;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
&rdo;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
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
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
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过去,曾国藩对于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ldo;概置不问&rdo;。
他认为,一定程度上允许士兵抢劫战利品,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法。
因为湘军经常欠饷,士兵们之所以勒着肚皮跟着他血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抢劫&ldo;发财&rdo;的机会。
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
这也是&ldo;临时啖以厚利&rdo;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ldo;过分&rdo;,曾国藩不会发言。
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ldo;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
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
&rdo;故《湘军志&iddot;筹饷篇》中说:&ldo;……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
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
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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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ldo;啖以厚利&rdo;政策。
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乃兄:&ldo;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
&rdo;曾国藩却公然说:&ldo;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rdo;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ldo;政体&rdo;所允许的收揽&ldo;士心&rdo;之策。
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节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