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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
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ldo;微琐细事&rdo;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
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赛尚阿的四名下属当做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
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的。
然而对这个建议,满朝无人反对。
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然权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则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
举报他的那几个司员官位虽低,现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像罪犯一样抓来当堂对质?如果举报者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况且皇帝只命会审琦善,并没有命令兼审其司员。
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必须先请旨。
曾国藩&ldo;词气抗厉&rdo;,&ldo;四坐为之悚动&rdo;,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
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个&ldo;大名大位&rdo;者是赛尚阿。
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ldo;交部议处&rdo;。
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ldo;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rdo;。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
曾国藩不服,&ldo;会议罢后,公专折奏请从严议处&rdo;。
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
然而,这两次挑战&ldo;大名大位&rdo;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
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
曾国藩打破了&ldo;官官相护&rdo;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
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
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
&ldo;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
&rdo;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
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
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
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
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
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
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