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可怕情况时，我知道我只有一个任务。

连同几个跟我一样幸而能拥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着手组织为难民提供帮助。

豪华旅馆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开始寄信给在法国、英国、美国的各个组织及个人，我自己就写了好几百封，叙述这些难民的悲惨处境，请求对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我们得到的回应十分热烈，食物、衣服、医疗用品和金钱涌至普拉德。

我们不停地工作，夜以继日，继续处理无尽的书信，把一箱箱物资装上卡车，送到那些难民营去。

有时我会跟着卡车到难民营去，协助发放物资。

当然，物资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有那么多！

我尽可能常去难民营。

尽管那些苦难惨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后我夜里都无法入睡，但是我知道营中的难民多么渴望有一个住在营外的同胞跟他们交谈。

我开始跟许多难民通信，因为路途遥远，我无法定期去探视那些住在远处集中营里的难民。

我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写信和卡片，寄救济金给他们，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试图借此减轻他们的苦难。

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么感激！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等的勇气和尊严来承受他们的命运！

一段日子之后，加泰罗尼亚诗人霍安·阿拉韦德拉加入了这项工作，在巴塞罗那时我跟他很熟。

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艺。

在共和国时期，他曾是总统康帕尼斯的助手，战争结束时，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穿过边境逃脱了。

他很熟悉难民营里的情况，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自己就曾在难民营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想尽了办法才出来。

如今他也在豪华旅馆租下一个房间，与我相邻，我们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

他尤其关心我的健康，当时我有严重的头痛及眩晕的毛病。

他认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

当然，我无力做得太多，事实上，和难民营中的人相比，我过得是多么舒适！

他给了我一根手杖，万一我夜里需要帮助，可以敲敲房间的墙壁。

偶尔，为了筹到足够的救助基金，我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举行慈善音乐会。

我接获许多邀请，要我去其他国家演奏，但我无法接受。

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离开都不过几天而已。

再者，我当时觉得演奏真是很困难，因为我写了太多信，以至于双手容易颤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内战结束不到半年，我担心的灾难降临了，我曾经发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进军西班牙，将会发生什么事。

希特勒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家及友人纷纷写信给我，劝我离开法国，到他们的国家定居。

他们如此关怀我的福祉，并给予让我继续从事音乐工作的良好机会，我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