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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
,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
——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
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
,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
“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
、“过犹不及”
、“相反相成”
、“因是因非”
、“有理让三分”
、“风水轮流转”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
墨子倡“兼爱”
之公心,杨子倡“为我”
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收掉。
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
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据钱穆)。
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
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
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
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
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
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
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
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
、北魏的“均田法”
等等,私田都是“王田”
(王莽语),“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