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众多非目击者事后十年、百年、千年所描述的屈原，就是在汨罗江投水自沉的。

他是中国广为人知的诗人，春秋时代的楚国大臣，一直是爱国忠君、济世救民的人格典范。

他所创造的《楚辞》奇诡莫测，古奥难解，曾难倒了一代又一代争相注疏的儒生。

但这也许恰恰证明了，楚辞从来不属于儒生。

侗族学者林河先生默默坚持着他对中原儒学的挑战，在八十年代使《九歌》脱胎于侗族民歌《歌（嘎）九》的惊人证据得见天日，也使《楚辞》诸篇与土家、苗、瑶、侗等南方民族歌谣的明显血缘关系昭示天下。

在他的描述之下，屈原笔下神人交融的景观，还有天问和招魂的题旨，以及餐菊饮露、披花戴草、折琼枝而驷飞龙一类自我形象，无不一一透出湘沅一带民间神祀活动的烟火气息，差不多就是一篇篇礼野杂陈而且亦醒亦狂的巫辞。

而这些诗篇的作者，那位法号为“灵君”

的大巫，终于在两千年以后，抖落了正统儒学加之于身的各种误解和矫饰，在南国的遍地巫风中重新获得了亲切真相。

我更愿意相信他笔下的屈原。

据屈原诗中的记载，他的流放路线经过荆楚西部的山地，然后涉沅湘而抵洞庭湖东岸。

蛮巫之血渗入他的作品，当在情理之中。

当年这一带是“三苗”

蛮地。

“三苗”

就是多个土著部落的意思。

“巴陵（今岳阳）”

的地名明显留下了巴陵蛮的活动痕迹。

而我曾经下放落户的“汨罗”

则是罗家蛮的领土。

至于“湘江”

两岸的广大区域，据江以人名的一般规律，当为“相”

姓的部族所属。

他们的面貌今天已不可知，探测的线索，当然只能在以“向（相）”

为大姓的西南山地苗族那里去寻找。

他们都是一些弱小的部落，失败的部落，当年在北方强敌的进逼和杀戮之下，从中原的边缘循着河岸而节节南窜。

那些身材偏瘦偏矮的人种，与北方人的高大体形，构成了较为鲜明的差别。

他们“十里不同音”

，在中国方言版图上形成了最为复杂和最为密集的区位分割，仍隐隐显现着当年诸多古代部落的领土版图和语言疆界。

当他们吟唱民歌或表演傩戏时不时插入“兮”

、“些”

、“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