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来哭冯至先生!&ldo;白发人哭黑发人&rdo;,固然是人生至痛。但&ldo;白发人哭白发人&rdo;,不也是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们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前几天,在医院里,我见了冯先生最后一面。他虽然还活着,然而已经不能睁眼,不能说话。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我坐在会客室里,泪如泉涌,我准备放声一哭。他的女儿姚平连声说:&ldo;季伯伯!你不要难过!&rdo;我调动起来了自己所有剩余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压了下去。脸上还装出笑容,甚至在泪光中做出笑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呜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个来生,那会有多么好。
1993年2月24日
第58章西谛先生(1)
西谛先生不幸逝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胜过忆念,而且还有点儿惴惴不安。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从中来。到了今天,震惊、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弥增。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倘若论资排辈的话,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30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但是从小学起,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我曾旁听过他的课。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儿所谓&ldo;教授架子&rdo;。在中国话里,&ldo;架子&rdo;这个词儿同&ldo;面子&rdo;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令人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ldo;水木清华&rdo;的匾下。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20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
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儿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ldo;语不惊人死不休&rdo;。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儿也不脸红。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老爷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ldo;饭碗问题&rdo;担忧,我们也曾为&ldo;毕业即失业&rdo;这一句话吓得发抖。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儿教授架子;他也没有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恶习。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他当时正同巴金、靳以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按照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量。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他也决不嫌弃。我们当中有的人当上了主编,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我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说老实话,我们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有点儿受宠若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却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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