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

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

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

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ldo;普那克蒂纳&rdo;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

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

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ldo;普那克蒂纳&rdo;牌相机和一架&ldo;米诺克斯&rdo;牌相机。

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

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

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

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

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

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

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

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

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ldo;小集团&rdo;和&ldo;反小集团&rdo;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

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iddot;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

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

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ldo;小集团&rdo;和&ldo;反小集团&rdo;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

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

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

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

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

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

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

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

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