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

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

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

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iddot;布鲁克。

诺曼&iddot;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

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

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

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

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

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

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ldo;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

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rdo;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ldo;没用了&rdo;，我也同意。

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ldo;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rdo;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ldo;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rdo;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ldo;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rdo;我说，&ldo;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rdo;

&ldo;这是埃里案件，&rdo;特伦德说，&ldo;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rdo;

&ldo;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

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rdo;

&ldo;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rdo;

&ldo;是的。

&rdo;

&ldo;你不怀疑你的判断？&rdo;

&ldo;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