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说明，朗斯代尔已经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间里用打火机里的密码本收听莫斯科电讯的事情已经败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为什么不用新的密码本呢？而且，如果苏联人担心他已暴露，又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

我又对逮捕前周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

从逮捕前那个星期五开始，到下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监听苏联使馆内的外交接收机。

使馆最后一次发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这是在逮捕之前。

下一次的发报时间是星期一上午九点。

虽然我们粉碎了一个重要的间谍网络，在伦敦的苏联间谍显然没有同莫斯科取得联系。

当然这只能说明苏联人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下手了。

另外，我还查核了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周末的活动。

星期日傍晚，当这伙人被捕的新闻在电视上第一次报道时，一个叫柯罗文的克格勃常驻非法间谍和克格勃常驻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饭。

探针话筒录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从话筒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聆听这则新闻，既不评论，也没有同使馆联系。

接着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刚开始的情景，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苏联人事先一定听到了风声。

案子开始时是由d处二科主办的，当时我们还在怀疑朗斯代尔是个波兰间谍。

我查对了各种记录以后发现d处二科没有一个人知道&ldo;筏夫&rdo;行动，他们不知道苏联人正在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

因此在这个案子移交给阿瑟之前，他们仍然使用监视队在七八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从&ldo;狮子胡须行动&rdo;以后，军情五处就对所有监视队的通讯进行了录音。

我曾做过一次试验。

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尔时监视队的通讯录音带交给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员伊夫琳&iddot;麦克巴尼特，同时还交给她一本监视队用的伦敦地图册，要她根据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在地图上标出监视队的行动路线。

麦克巴尼特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也没有分析通讯信号的经验，但她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一点疏忽也没有。

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监视队的电讯，那么对经验丰富的苏联人来说当然就更容易了。

他们肯定是在我们开始对朗斯代尔进行盯梢时就知道了。

我写报告的时候，&ldo;狙击手&rdo;已经安全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幢保安楼了。

他说自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真名叫迈克尔&iddot;戈林涅夫斯基。

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索，使得朗斯代尔一案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

他向中央情报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波兰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苏联人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代号为&ldo;猪&rdo;的间谍。

戈林涅夫斯基还说，他最初的任务是协助查找这个间谍，但他已经察觉到有人正在怀疑他，于是便在圣诞节时叛逃了。

&ldo;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rdo;，&ldo;狙击手&rdo;在汇报中这样说。

我反复琢磨这句话，想从中找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意思。

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