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思想的年代。

那时候，一首诗歌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ot;青年&ot;，在诗歌中开发出一块青翠的精神绿洲。

人心的温暖和坚韧，玲珑剔透地展示出来。

那是这个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

那个时代的盛况，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至少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纯真而饱满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赶上那个黑白分明而没有暧昧的时代。

那个诗人们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发的时代，那个在白洋淀的芦苇之中吟唱的时代，那个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更加饥渴地阅读&ot;灰皮书&ot;的年代，那个子弹在城市飞舞、饥荒在农村泛滥、思想者走向断头台的年代。

《沉沦的圣殿》中，讲到了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的故事。

这位与父亲一样才华过人的青年，却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指鹿为马。

他在&ot;说实话，还是说谎话&ot;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

这种选择在&ot;文化大革命&ot;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ot;党和国家领导人&ot;子女的&ot;天之骄子&ot;，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ot;五四&ot;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

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

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ot;泰山北斗&ot;，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ot;人&ot;！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ot;反革命&ot;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

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

这对生活中的&ot;父与子&ot;，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

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ot;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

&ot;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

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ot;哀民生之多艰&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