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斝两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的，意味着在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有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

（二）商代的&ldo;庶群自酒&rdo;

商代人腆于酒，崇饮之风远胜夏代，自王至诸侯臣正，莫不皆然。

商王祭先祖，则&ldo;既载清酷，责我思成，亦有和羹&rdo;1，酒食美味为享礼所必具。

《尚书&iddot;酒诰》直斥商人&ldo;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

&rdo;西周康王时《大盂鼎》铭，记述了&ldo;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rdo;的史实。

《商书&iddot;微子》也再三对商贵族统治集团&ldo;沈酗于酒&rdo;作了自省。

至于商未王纣的嗜酒，文献中说法更多。

《史记&iddot;殷本纪》言其&ldo;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rdo;《正义》引《太公六韬》云：&ldo;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

&rdo;《说苑&iddot;反质》也有&ldo;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rdo;的形容。

《大戴礼记&iddot;少闲》称纣&ldo;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

&rdo;酒食醉饱的生活，为有商一代贵族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剧，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

崇饮亦渐泛滥于商代一般平民阶层，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还相应渗透到当时的葬俗方面。

据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酒器觚、爵。

在总数93g座墓内，出这种礼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铜或铅觚、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

其中如编为第八墓区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达89％以上。

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毁；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器的陶礼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2。

可见，饮酒之风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阶层之中。

一些中小型墓，尽管随葬器类和数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低，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爪葛，随葬数量不等的酒器。

这反映了晚商王邑寻常平民的饮食尚好。

当然，商代各地的饮食水准既有共性，又与王邑有一定差异。

如同一时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为礼器组合方式，其中仅两墓又各出铜爵一个，只占土坑墓数的25％。

相反，其余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几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铜酒器随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类的其他青铜礼器，并都出有矛、戈、钺、链之类的兵器，其觚、爵数有一套、两套、三套和五套之别1。

可见，前者当属平民中社会身分不算高的，似为中层以下平民；后者应属战士和权贵，包括平民中的上层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