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要是正史上写&ldo;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rdo;，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

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ldo;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rdo;上很有成就。

他上得台来先是说：&ldo;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

&rdo;台下便很安静了。

然后他说：&ldo;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

&rdo;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

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ldo;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

&rdo;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

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

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cháo流之怯懦的作用。

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

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

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

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

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ldo;咱们干赤脚医生吧。

&rdo;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

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

立哲要是精于政治，&ldo;四人帮&rdo;也能懂人道主义了。

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

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

所以当&ldo;四人帮&rdo;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ldo;风派&rdo;&ldo;闹派&rdo;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

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ldo;他是大夫。

&rdo;&ldo;医生噢？&rdo;老乡问，&ldo;能治病了吧？&rdo;&ldo;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

&rdo;&ldo;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