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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多吃一点儿。
最后我不得不给王府中八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都注射了抗生素,因为他们对这种传染病都不太在意。
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人不懂得要将传染病人与正常人隔离开来。
我在中国结交了不少女性朋友,也给不少女人看过病,其中一个特别招人喜欢。
她就是李鸿章的侄女,也就是李翰章之女。
李翰章本人也曾做过总督。
我给这位小姐做私人医生长达八年之久,因此同她的关系十分亲密。
她常到我家做客。
在我认识的女子中,不管是哪个种族、哪个民族的,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文化素养最高的女子。
这样说可能让人觉得很奇怪,但她在任何场合中都表现得那样祥和尊贵、举止优雅,却是不多见的。
她的会客厅里那种高雅的氛围在别处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西医并不排斥,但有时也很有意思,他们往往要回到自己那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上去。
有一天,我丈夫拿回来一张真人那么大的人体生理图,上面尽是些黑点。
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ldo;我问过那个卖图片的小贩。
他告诉我说,这些黑点表明针灸治疗时扎针的位置,针扎的位置不对就会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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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病时,医生一般都说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将一根长针扎进他的身体里,将病痛拔出来,或是以毒攻毒。
倘若病人死了,那么显然是因为针扎错了地方。
这张生理图是过去两三千年间千百万次试验中总结出的结论,是从多少康复
了以及没能康复的病人身上总结出来的。
这一点在一位后来被送进医院的女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她起先是膝盖痛,就去请中医。
中医认为,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采用针灸疗法。
因此,他给病人扎了一针,不巧却扎破了膝盖的滑膜囊,引起感染,造成膝盖完全损伤。
由于针扎得不是地方,社会各阶层的成年人或儿童都常常会出现这种结果。
有一天,我被请去给一位女士看病,她需要马上做手术。
她有三个儿子,全在朝中做高官。
要是母亲死了,他们就得退出官场,守孝三年。
这种情况下辞官不做的话,即使守孝期满,他们的上司也不愿让他们官复原职。
因此,他们就愈发盼望母亲病好。
他们请遍了中医名家,都不见效,最后只得来请我这个西医。
我告诉他们,必须给老人家做手术,并且告诉他们很快就可以康复,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她肯定是活不成的。
他们都同意了,而且手术也很成功。
她恢复得很快,几天后就基本上脱离危险了。
然而,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她时,发现她浑身是汗,吓得浑身哆嗦,还流着泪,情绪很低落的样子。
她的刀口已经痊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副样子。
我想让她高兴起来,同她一起说笑,给她喜欢吃的东西。
我离开她家时,她的情绪基本正常了。
第二天,我发现她又和前一天一样紧张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