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9日清早，李鸿章收到了平壤战败后叶志超发来的第一封战报。

电文中，叶志超汇报了9月13日至15日平壤及附近历次战斗的情况，言及15日的平壤之败，叶志超报告当时撤退平壤的考虑主要有二点，一是&ldo;子尽粮完&rdo;，即弹药粮草用尽；另外一点是&ldo;四山大炮齐向城营施放，兵勇无地立足&rdo;，即平壤四周高地被日军占领，而且日军炮火凶猛。

这两点原因，与栾述善追忆的9月15日黄昏会议中，叶志超提出的撤退理由基本一致，侧面证明了栾述善的文章的真实性。

栾述善还曾回忆，平壤城黄昏会议上，叶志超提出撤退的主意后，&ldo;各统领深以为然&rdo;，即与会将领对叶志超的判断均表示同意。

这一点，在9月22日也被一份文件证实，当天曾参加过平壤黄昏会议的盛军统领卫汝贵致电淮军管家盛宣怀，提到左宝贵阵亡后，&ldo;守城乏人&rdo;，加之&ldo;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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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主要当事人的报告、回忆中所提到的左宝贵阵亡，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形势不利，无疑是不争的事实，而&ldo;子尽粮完&rdo;作为十分关键的原因，无疑对评价叶志超撤守平壤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当时人并未就此深论，现代一些研究者又过于草率武断地称这是&ldo;谎报军情&rdo;，[4]使得&ldo;子尽粮完&rdo;一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895年的8月至9月，大批清军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日本政府陆续交还给中国，有一名对解开平壤之战中的弹药问题极为关键的人物，也在归来的人群里。

一年前在平壤城负责管理盛军军械、弹药的盛军军械委员邱凤池，在9月15日平壤城外那个恐怖的雨夜，右侧小腿被日军子弹击中，挣扎着企图继续追随大队奔逃时，又被赶来的日军用刺刀刺伤左腿，旋即成为日军的俘虏。

释放归国后，邱凤池抱着极大的责任心，通过查找核对账目，对自己在平壤期间经手办理的军械收发事务，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述职报告。

子尽（2）

邱凤池于1894年7月21日，在天津新城随盛军大队登船出发开赴朝鲜，负责掌管盛军的军火。

报告称，驻守平壤的盛军，所有的军械、弹药物资共曾收到两批，包括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弹1200发、2磅小行营炮炮弹12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50000发、各类步枪子弹50万发。

到9月15日平壤激战为止，这些弹药经过发放，库存各类步枪子弹仅剩余10万余发、克虏伯75毫米炮弹剩余350发、2磅炮弹剩余3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没有存余。

而盛军自9月12日在平壤与日军前哨接触以来，至15日中午，所消耗的军火就高达子弹75万发（盛军从国内出发时，每名士兵配发了150发子弹，以平壤盛军总数为5000人计算，也就是到15日中午，盛军已经打完全部的弹药基数75万发。

邱凤池所储存的子弹总数只有50万发，不足以再补充一天所需的供应量）、炮弹2800余发（加特林机关炮属于速射武器，消耗数量不在这个统计中。

平壤盛军装备各类火炮近20门，出发时每门炮随炮配发50发炮弹，加上邱凤池保管的75毫米、2磅炮弹共3400发，2800发的消耗量意味着到9月15日下午除库存的600余发炮弹外，各炮已经没有弹药）。

因为12日至14日发生的都是小规模前哨接火，最主要的消耗发生在15日。

由此可见到中午时分平壤城盛军库存的弹药总数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一天类似15日这样强度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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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凤池的统计数字仅计算到9月15日中午，而且不包括盛军以外的其他各军。

各军的总体消耗情况，可以从日军平壤之战缴获的物资清单上一窥端倪，与盛军并没有什么差异。

全场战斗，日军缴获75毫米克虏伯炮18门，所获炮弹516发，平均每门炮仅剩下不到30发。

2磅一类的小炮缴获13门，炮弹209发。

加特林机关炮缴获4门，炮弹117发（加特林机关炮的射速按每分钟发射20发计，4门火炮的弹药只够发射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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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这样的弹药情况，叶志超称&ldo;子尽&rdo;并不为过。

粮完（1）

1894年7月末、8月初，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练军各部陆续进入朝鲜时，事机紧迫，为加快军队集结、出发的速度，类似军火、粮食、辎重这类大宗物资，并没有能够随军大量携带，主要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转运。

甲午时期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

盛军等勇营军队，此刻虽然出现在对外的国防第一线上，然而他们不具有国家编制，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所依赖的物资、粮械都需要组建他们的地方省份自行筹措、供给。

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此次出兵涉及境外，身为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掌管着轮船、电报等近代化运输、通讯手段的盛宣怀，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任命，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当起了北洋各支出征军队的总管家，将国内的各股后勤线，协调归并到通往朝鲜这一条干线上来。

从中国北方向朝鲜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

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

北洋各路军队增兵朝鲜时，除了原驻防东北的奉军、东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朝鲜外，驻防天津、旅顺的盛军、毅军等军队，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卸载的路线。

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舰只有限，无法四处扑击，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以此尽量规避海上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