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在公园或树林里游览，会带上自己的女儿，我常常触景生情地想到：这里很像是某某作案现场，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被害的八岁儿童。

虽说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接触的惨案实在太多，因此对她们轻微的擦伤碰伤并不十分在乎。

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诉我一个女儿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伤口要缝上几针，我马上就联想起对某个同龄遇害儿童的验尸过程，以及为了便于下葬法医缝了好多针才合上伤口。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们热衷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我对此毫无兴趣。

由于我外出办案的时间很多，抚养小孩、支付账单和维持家计的重担就落在了帕姆一个人的肩上。

这是我们当年婚姻中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且我心里明白，至少大女儿埃里卡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这层紧张关系。

我对调查局听任这一切的发生耿耿于怀。

回到家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后院里焚烧落叶。

由于一阵冲动，我进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档案资料和写成的文章&rso;，统统付之一炬。

摆脱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痛快。

几个星期以后，我能重新开车了，便来到匡蒂科的国家公墓看一看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

墓位是根据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于12月1日或2日，排给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

我注意到，与之为邻的正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离我家住处不远的车道上被人用刀捅死。

我查办过此案，至今它还悬而未决。

我伫立墓前沉思之际，回想起自己不知多少次建议过警方，要监视那些我认为凶手可能会光顾的墓地。

要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监视，并且将我作为嫌疑人抓获，那将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

在西雅图病倒四个月之后，我依旧休着病假。

双腿和肺部因并发症和长期卧床而出现了淤血，我依然觉得每天都在挣扎中度日。

我不知道自己在体力上是否还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还会有自信心。

这一期间，行为科学科教学组的罗伊&iddot;黑兹尔伍德工作量大增，他承接了继续办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于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来自局里外勤工作站的一组五十来个在职特工讲课。

我是穿着拖鞋走人教室的，双腿因淤血依旧浮肿，一进门就受到了这些来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欢迎。

这种反应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因为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我在局里努力开创的事业。

这是我好几个月来头一回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别人的珍惜和赏识。

我还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我重新开始全天工作了。

1凶手的心理

把你自己摆在猎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