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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
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
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
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
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ldo;文学规律&rdo;: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
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
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
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
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ldo;爱丘山&rdo;。
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ldo;适俗韵&rdo;,他心里很清楚。
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
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ldo;他者&rdo;。
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
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
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
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
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