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没手表!
在我对几位像站长其实并不是站长的人磨嘴皮子的时候,那一次列车已进了站。陈大姐对检票的说了几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话,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们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丧地回到检票口,列车已开走。
晓红问:&ldo;怎么样?&rdo;
我说:&ldo;没门儿!&rdo;
她叹了口气:&ldo;唉,你这个男人啊!陈大姐几句话,检票的就高抬贵手了!&rdo;
我说:&ldo;那好啊!&rdo;
她说:&ldo;好什么啊?陈大姐在车上等,我在这儿等,车已经开走了!陈大姐的票在我这儿,她在车上还得再补一张票……&rdo;
她亮开手掌‐‐两张昨夜冒雨买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湿漉漉的……
她苦笑道:&ldo;都作废了……&rdo;
我惭愧地说:&ldo;我真笨……&rdo;
我很惭愧自己在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说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候车室正反复播放着&ldo;天上有个太阳&rdo;。
回到广州,老杜告诉我,福建《中篇小说选刊》来电话,请我务必去一次福建,说有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的事要我去尽义务……
我猜想不到那该是一件什么事。但既然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又是一种义务,那我就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告别了广州。
我也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如果将广州这座城市人格化‐‐那么它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知青中的一类人‐‐他们或她们,用肥皂箱将自己的铺位与左右相邻铺的位间隔开来。他们或她们,将自己的铺位高高垫起,并且用蚊帐罩着。他们或她们的褥单常洗常换,尽量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洁。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别人的铺位上,哪怕大宿舍里到处是脏物,他们也仿佛视而不见,他们太&ldo;洁身自好&rdo;了!开会的时候,他们预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防止别人坐了,防止别人身上的土落在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上。他们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个人卫生的模范,但他们或她们心里没有环境卫生这个概念。仿佛他们或她们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中。仿佛&ldo;环境&rdo;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似的。你从这一类当代的知青口中,很难听到&ldo;我们宿舍&rdo;四个字。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ldo;中国&rdo;两个字。中国‐‐广州‐‐似乎广州便是广州人的中国了。似乎中国便是广州人的广州了。我甚至怀疑,广州人在国外,是不是会很自然地顺口就说出&ldo;我是广州人&rdo;,而忘了广州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这一点?
广州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
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广州人的心态越来越港埠人心态。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广州人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了吧?
中国有十个八个乃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香港那样的城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变成了香港那样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亦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港埠之人的心态,则中国,是否只是根本没有香港那种前景的中国人心中之中国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昵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会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般不太对自己轻蔑的对手施展心计。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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