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

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

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

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作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

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

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

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

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

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

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

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作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屏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

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

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觉得这不对。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

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

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

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

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ldo;最大的两位数是99&rdo;，就是背诵&ldo;大学之道，在明明德&rdo;。

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惟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

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

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

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帐东西?

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