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和我一样，专干些不能干的事。

我干的事是想写小说，经常往刊物投稿，但是总是被退回来，并且不是退给我本人，而是退到党委办公室，附有一封公函，建议对投稿人加强思想教育。

但很少有人真来教育我，因为我是小神经。

李先生干的事倒不是写有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小说，而是要研究西夏文。

这件事并没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但他本职工作是个俄文翻译，一研究起西夏文就不进俄文了。

而且他在研究西夏文时，你就是在他眼前放鞭炮他也听不见，这个样子完全不能上班。

因此他早早退了职，靠偶尔翻些稿子为生。

谁知后来碰见了文化革命，取消了稿费，差一点就把他饿死了。

李先生因此气急败坏，说过好多大逆不道的话。

我听见了这样的话，就这样安慰他：其实这件事也是满公平的－－－－为什么只许老天不下雨，饿死非洲的游牧民，就不许中国搞文化革命，饿死你这搞翻译的游牧民？何况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你到底饿得死饿不死还不一定。

但是他还是要继续说些反动话：要是天不下雨，饿死我认了。

现在的事是，我又没招了谁惹了谁，有人非要逼我跳火坑。

李先生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到今天还记得。

人活在世界上就象一海绵，生活在海底。

海底还飘荡着各种各样的事件，遇上了就被吸到海绵里，因此我会记得各种事情。

2

那一年我正在山西插队。

现在我长得人高马大，相貌凶恶，过去就不是这样。

小时候我长得文静瘦弱，还爱和女同学跳猴皮筋。

以我到山西插队时，我妈就睡不着觉。

她以为我连窝头都不会蒸，一定要饿死，假如没饿死，也会被人欺负死。

但是只过了一年，我就长了一嘴络腮胡子，活象一个老土匪，而且满子诩是操你妈。

这说明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只要一年就能变得连他的亲妈都认不出来。

在乡下时我很少吃窝头，倒常常吃鸡。

老乡们说，母鸡见了我就两腿发软，晕倒在地，连被提走了都不叫一声。

这当然是过甚其辞。

当时我虽然极具男性魅力，却未必能迷倒雌性鸟类。

那一年冬天我原准备在乡下过冬，但是当地正好刮着很厉害的白毛风，烧炕的柴又不够。

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身上盖上了所有的大衣。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所有的大衣都从被顶上滚下来，掉到了尿尿的脸盆里，冻成了铁板一块。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不穿大衣就到外面去生火，就在屋里点火把那盆尿煮开，大衣拿下来。

那气味实在是可怕，把我的两只眼都熏坏了。

出了这件事以后，大家都不好意思了；谁见了谁都是羞答答，因为六个堂堂的男子汉煮了一锅尿，实在是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