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知最大的方国之邑，应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据说是蜀国早期都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220万平方米，略高于中原惬师商城。

其东垣残长1000米，南垣1800米，西垣残长600米，北界临河，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饮四处台地，以及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祭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把坑1。

显见城区规度重在&ldo;定其人神所居&rdo;，与中原王邑有明显的一致性。

城内城外分布的居民聚居点，主要以居宅、玉石器作坊、制陶窑址和墓地为框架内涵，表明了族氏分片居住体系和方国经济功能所在。

城区中部三星堆一带发现房屋基址10余座，（图10）可分甲、乙两组，甲组11座，乙组4座，有穿斗式或抬梁式样卯结构厅堂，面积达76平方米，又有面积20～30多平方米的带屏风式隔墙的地面木构建筑，还有面积在10余平方米的圆形、方形、长方形木骨泥墙小型建筑，室内施白膏泥地坪1。

成组和分等次的房屋，已超出一般居宅的功能，当为方国上层贵族集团的宫室建筑群体。

商代方国中心所在邑，有的并无城垣。

如北距广汉三星堆古城约40公里的成都十二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又一方国贵族统治集团宫室建筑群体所在，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出土陶纺轮上文字，与所谓&ldo;巴蜀文字&rdo;不同，与殷墟甲骨文字系统相接近，还有甲骨占卜之俗，这里与中原地区应早有交往。

宫室群是由形制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组合而成，（图11）主体建筑为一座面积达1248平方米的大型干兰式房屋，带有廊庑，基础以设地梁打槽栽桩，樟卯起架，木板铺地，编竹夹墙，茅茨敷顶2，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

其北羊子山上又有大型祭台，台高10米以上，共三级，边长103米见方，土坯砌墙，内填土层层夯实，用土量约7万立方米3。

若以一人一日起土1立方米计，需7万工日，以1千人劳作，要化70天筑成，且尚未计作土坯、运土、夯筑等所需工量。

这支方国自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遗址，或说是&ldo;耑&rdo;国都邑所在4，亦未曾&ldo;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rdo;，仅以居宅、大面积窑区、铸铜坊址、墓地构成邑内主体框架。

从出土陶文看，与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出土铜器、石范等，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地方土著独特风格。

在遗址中部一带，发现一段长39米、宽12米左右的路面，由卵石、陶片屡杂筑成，上复一层三合土硬面，路面两侧残存对称有序的立柱洞，属一长廊式通道，与西北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台地相连，很可能是宗庙祭把建筑群及祭社地1。

遗址西北坡地，是当时龙窑和其他类型制陶窑址所在2。

遗址南部有平民聚居地，与墓地相属，居宅是些半地穴式长方形棚屋，面积仅4～7平方米，室内有灶台，有的居宅间距5米左右3。

近在遗址东约20公里的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的大型墓葬，出土青铜器480余件，内青铜锁有大小6秉，又有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墓中至少用了1位幼儿、1位未成年孩童和1位青年殉葬，墓主非方国君主莫属4。

很可能这里即&ldo;耑&rdo;国的王陵所在。

商代东土的方国君主，好营筑巨大陵墓，用大量人牲殉葬，以贵重马车作祭，极近殷人之风。

如山东益都苏埠屯&ldo;亚醜&rdo;国墓地，先后发现大型墓两座，中型墓四座，小型墓四座，车马坑一座。

其中一座四墓道大墓，墓室面积达157平方米，殉人达48个之多；另一座大墓的墓室四角各有人头一个，并放一戈一盾，像是充任禁卫的5。

唯其都邑所在尚未得知。

可庆幸者，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遗址的发现，提供了考察东部方国邑内涵的机会。

该遗址既有居住遗迹，又有规度严整的大型贵族族氏墓地，附近二三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期许多遗迹，这里虽无城垣发现，但文化表象显示，可能是某一方国邑所在。

尤其是墓地总体规划形态，构成了都邑布局和邑内社会生活实体居住分布的缩影。

墓地中心位置以3座中字型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列，在其东、西两侧，分别布列两座甲字型大墓，其他一些中、小型墓葬，错落在大墓之间，等次严然。

内一座中字型大墓，腰坑中殉人一，作跪状，二层台周围殉有多人，棺槨上放着两套车轭和零星马骨，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大量铜、玉、釉陶、石、骨、蚌、贝、松绿石等随葬器物，还有十分罕见的彩绘牌饰，墓上又有享堂或庙寝之类建筑1。

墓主生前当为方国君主。

两侧的甲字型墓可能是其配偶或臣属墓葬。

大小有序的墓葬是现实世界的再现，表明了方国内部的等级秩序和阶级之分，至少间接揭示了方国邑内尊者居中，其下附之的居住区划形态。

商代方国之邑，区划规度多形多姿，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但有两大共同表征，一是方国上层统治集团日常生活和发号施令的宫室，多以形制不一的建筑群体相组合，与贵族墓地及其祀神祭祖之所一起，各各占据了邑中显要位置；二是邑内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为许多个族氏共同体，以聚居形式分片分等级布列于邑内相应去处，各族氏组织的经济生活虽未必一致，却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由于其内部的阶级分化，居室的两分现象也十分明显。

至于有城与无城，并不构成确定方国邑性质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