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者生存于社会之中，社会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不能自由选择竞争场域，而相反，个体必定是在一个前定的场域中追名逐利。

这就是布尔迪厄的第二个支柱性概念‐‐惯性轨迹（拉丁语habit，意指行为方式，布尔迪厄注入新的含义，我在此权且译作惯性轨迹）所要处理的问题。

按照布尔迪厄的解释，惯性轨迹是各个社会行动者所遵循的思想、行为模式，一般是潜意识的甚至是无意识的。

这种惯性轨迹随出身、经历、教育、学识等不同而不同。

惯性轨迹又可分为个体惯性轨迹与阶层社会轨迹两种。

由于每个个体的社会经历、知识来源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个体的惯性轨迹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由于经济条件、文化环境等因素，同一社会阶层的社会行动者的惯性轨迹又是相同的。

比如一个欧洲的旅游者到亚洲或中国旅游，其依据的旅游指南很可能是大同小异的，这就会使得欧洲旅游者见到的亚洲或中国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同亚洲人见到的亚洲十分不同。

按照布尔迪厄的研究，惯性轨迹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模式，也是一种身份象征，同时也是一种个体用以在场域中竞争与角逐的条件和手段。

作为社会行动者个体，他不仅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竞逐，同时又必须按照一定的惯性轨迹进行竞逐。

围绕着场域与惯性轨迹，布尔迪厄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社会学解释模式。

通过场域竞争、资本拥有量、惯性轨迹优势、象征暴力等概念的梳理和发挥，布尔迪厄将社会场域中的社会行动者分成宰制者与被宰制者。

在此，他的解释模式明显带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印记。

不过，布尔迪厄的宰制者与被宰制者的关系是随场域不同而改换的。

将文化资本作为决定宰制与否的主要指标之一，也使布尔迪厄完全跳出了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而更使他接近由韦伯开创的德国社会学传统。

必须指出的是，布尔迪厄的分析模式是建立于坚实的实证调查甚至统计数字的基础之上的。

他的调查从教育、知识领域延伸到艺术、媒体、社会下层民众。

在大量的数据支持下，布尔迪厄指出，社会不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场域，而且这些场域中的角色有着一定的血缘继承关系，这也就是布尔迪厄经过实证调查所指出的使60年代、70年代的知识青年如醍醐灌顶的大发现：一个阶层的惯性轨迹具有遗传性。

社会上层的子女仍在社会上层追逐，社会下层的后代仍处于社会下层。

一个律师的儿子不一定是律师，但可能是教授；一个工人的后代想成为银行家不一定完全办不到，但他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下层雇员或者一个长期失业者。

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繁衍或者文化的世代再生。

作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立志要揭开社会表象背后的运行机制，即他自己所称之为的&ldo;揭秘&rdo;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