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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秋还叮嘱:&ldo;做成模型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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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
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ldo;是这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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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则说:&ldo;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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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
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
他也是中共&ldo;一大&rdo;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
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
包惠僧出席过中共&ldo;一大&rdo;,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
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ldo;一大&rdo;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
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
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
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ldo;一大&rdo;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ldo;一大&rdo;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
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
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
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ldo;一大&rdo;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ldo;裁决&rdo;。
他说:&ldo;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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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ldo;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rdo;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