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

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

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

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ldo;原&rdo;的是&ldo;道&rdo;。

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

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涵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

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甚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

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

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

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ldo;辞章&rdo;，学者毁誉参半。

我在这里姑不细论。

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

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

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

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

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

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

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ldo;苦&rdo;功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

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

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ldo;今年计划中，想出版《着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

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

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

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

&rdo;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

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