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清自己一共开过多少场音乐会，只晓得每年往往在两百五十场左右。

有时当我行经城市密集的国家，一个月会做三十场以上，周日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

那样的行程很累人，但我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演出。

尽管我身强力壮，有时仍不免感到筋疲力尽。

有一回在柏林，我在演出时晕倒了，不过，稍事休息之后，我还是完成了那场演奏。

我得说那种生活方式不怎么理想。

我一向不喜欢收拾行李和打开行李。

即使是对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年轻人来说，旅行的兴奋也会逐渐消退。

在这里过一夜，在那里过一周，一路奔波，得在音乐会结束后去赶火车——那时你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彻夜旅行，第二天早上还得排练，这渐渐令人疲倦而沮丧。

另外，跟新结识的朋友分别也令人难过。

不管我的巡回演出有多成功，当演出结束再回到巴黎时，我总是很开心。

最令我愉快的则是夏天来临，我得以回加泰罗尼亚去探望父母。

然而，尽管常常思念家乡，我却并未因此而感到寂寞。

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总是与我为伴，而在许多巡回演奏会上，我会跟同为音乐家的好友同行，比如钢琴家哈罗德·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弗里茨·克莱斯勒。

而且不管身处哪个国家，不管在何处演出，是莫斯科的贵族厅，还是马里兰州一所高中的礼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身处外邦的异乡人。

我很感激墨菲伯爵坚持要我学习多种外语，我后来能够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主要是通过我的音乐跟人们沟通。

就算母语并不相同，我们却有共同的心灵语言。

即便是跨越国界，在陌生的城镇里过夜，你总是能发现这种精神上的同胞之情。

看见众人聚集在一座音乐厅里，这件事对我而言具有象征意义。

当我看着他们的脸，一起分享音乐之美，我知道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是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

尽管当时国与国之间有着不该有的壁垒，这份认知却从未离开过我，而且它将留在我心中，直到最后。

我盼望有一天，世界上各民族能够齐聚一堂，以欢乐、爱与美紧紧相系，如同在一座巨大的音乐厅里！

初次跟拉穆卢管弦乐团同台演出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哈罗德·鲍尔。

他当时二十六岁，已经是知名的钢琴家。

事实上，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开启音乐生涯的。

他年轻英俊，眼眸闪亮，一头浓密的红发。

当他还是个住在英国的少年时，有一次，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有这么漂亮的头发，你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钢琴家。”

几年之后，鲍尔在巴黎定居，他果然成了钢琴家，而且是技艺杰出的钢琴家！

他尤其擅长诠释勃拉姆斯、舒曼和肖邦的作品。

我们一见如故，鲍尔提议我们合作演出几场音乐会。

当时是一九〇〇年，我们在西班牙和荷兰安排了几场演出，就此展开了一段愉快的维持多年的情谊。

在接下来那些年里，我跟鲍尔的合作要多过跟其他演奏者的合作。

我们配合得很好，彼此之间有种本能的契合，对音乐的看法也很一致。

从一开始就宛如我们已经合奏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