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伊凡&iddot;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ldo;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rdo;。

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

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iddot;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ldo;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

&rdo;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

菲利普&iddot;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那么&ldo;聪明以致不够快乐&rdo;，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

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

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ldo;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rdo;，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ldo;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rdo;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

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

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

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ldo;我的蛋呢?&rdo;

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

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

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ldo;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rdo;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重的事儿都变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ldo;喏，你的蛋。

&rdo;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ldo;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苯。

&rdo;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ldo;如何度过一生&rdo;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

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

人性的因素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ldo;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

&rdo;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

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

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

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

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ldo;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rdo;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