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

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

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

四路大军败北，&ldo;京师震动[26]&rdo;，朝议纷纭。

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

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

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

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

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

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

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

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

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

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

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

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

最后，每亩加到九厘，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

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

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

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

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

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

这种&ldo;民无仇敌之义&rdo;，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

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

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

军资器械损失严重。

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炮，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

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炮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

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

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

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精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