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iddot;冯&iddot;梅兴-黑尔芬(ottovon 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ldo;七&iddot;七事变&rdo;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子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心内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ldo;侵略狂&rdo;或者&ldo;迫害狂&rdo;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ldo;抵抗&rdo;,到邻居家里去&ldo;抵抗&rdo;。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ldo;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rdo;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ldo;山雨欲来风满楼&rdo;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ldo;病&rdo;,德国&ldo;被迫&rdo;出兵&ldo;抵抗&rdo;,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ldo;病&rdo;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ldo;病&rdo;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ldo;病&rdo;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ldo;这一着早就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rdo;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ldo;司空见惯浑无事&rdo;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给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像,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达十八层地狱,无不震动,无不惊恐,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
然而怪事还在后面。
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ldo;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rdo;隐含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ldo;特别广播&rdo;: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ldo;特别广播&rdo;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的,山呼&ldo;万岁&rdo;。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ldo;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rdo;
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精神是苦闷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的学业仍然照常进行。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sear(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h&iddot;吕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ahvastu)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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