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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
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改月”
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
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就麻烦得多,而《春秋》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
但是,周历正月是夏历十一月,而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
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改成周历之后,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列下来的,月份一改,连季节也跟着改了。
古人称季节为“时”
,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
。
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过,难免会给农耕社会带来很大困扰。
所以,如果《春秋》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但是,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
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
的记载却一例也找不出来。
赵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
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
杨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
《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
190而赵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