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虽有他们的特定立场在，但这番话说得还算公允。

所以，本书序言所谓“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古人就已经对此深感头痛了。

而在这样多的前代著述和数不尽的洞见与谬见之中，始隐问题的正解至今也未见凿实之论。

8．另外的一种可能：从“二王并立”

时代说起

事情如果从两周断代来考虑，或许会另外得到一点思路。

《春秋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提到太子宜臼（即后来东迁周室的周平王）投奔西申，被申侯、鲁侯及许文公拥立为王，为突出宜臼的正牌太子身份，周王宜臼被尊为“天王”

，78与周幽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幽王那边则立了褒姒所生的伯盘为太子。

而在幽王死于战火之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79于携，余臣与宜臼又形成了新的二王并立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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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各有一批支持者，互相都视己方为正统，视对方为僭越。

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携王才被晋文侯所杀，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二王并立”

局面方告结束，周平王（天王宜臼）的一统局面才在事实上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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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下时间上的对比：鲁惠公元年是前768年，虽然仅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之后两年，但这时候的天下仍处在宜臼与余臣的二王并立时期，而鲁隐公元年则在前722年，这时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二王并立的局面已然结束，周平王已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共主。

旧时代彻底落幕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纷扰之局也已经尘埃落定，新时代开始，《春秋》选在这个时间作为起始，自然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当然，话要两说，一方面，虽然很多解释都可以自成一说、言之成理，但合理的未必是正确的，而从逻辑上讲，所有答案尽管不可能都对，却很有可能都错，而且，很多答案究竟正确与否根本是无从验证的——也许将来有新的考古发现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另一方面，正如宋代程门高弟杨时所谓：《春秋》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明白到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之所以会出现诸家歧义，是因为大家各以己意裁断经文，自己往歪路上走。

其实，如果能把义理先搞明白，《春秋》一点都不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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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考古新发现如同守株待兔，似乎不大可取，杨时提出的则是一个颇具可行性的办法，等走通了义理这条路，也许《春秋》里的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当然，能否说服别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这也许并不重要，很多人都未必能够（或未必在意）判断经学上的是非对错，但他们总是能够各取所需，也许这才是重要的。

9．经典的读法

《春秋》的“开卷第一义”

虽然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但由此倒可以讲讲经典的读法。

经典的读法有很多种，最省心的读法大约要算“只读一种版本”

了。

比如，只读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凡是陆淳说得言之凿凿的地方自然很容易信以为真，以后遇到不同的说法也很容易轻易斥之为错。

当然，“感悟”

也是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