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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
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ldo;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iddot;杰弗逊。
&rdo;--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ldo;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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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
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ldo;著名考古学家&rdo;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花落春仍在(1)
花落春仍在
梁思永去世前,对前来看望的考古所同仁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最令他牵挂惦念的仍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
他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ldo;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
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
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
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
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
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rdo;追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婉的口气说道:&ldo;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
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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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重新启动了编撰程序,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高去寻(晓梅)主持此事。
高受领任务后,在梁思永原稿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数年,终于完成,并以《侯家庄》为总标题分册出版。
1935年,当25岁的高去寻进入史语所时,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
高去寻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
史语所考古组参加安阳发掘的&ldo;十大金刚&rdo;,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两个末尾,说明高氏在史语所同仁中属于资历较浅的一位。
尽管资历较浅,但高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深得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赏识,也受到同辈学者推崇。
高去寻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被向来以&ldo;拔尖主义&rdo;为模式的傅斯年当作&ldo;尖&rdo;拔到史语所。
在发掘工地上,高去寻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很快受到梁思永喜爱,遂当作嫡系弟子加以栽培。
史语所以傅斯年为首的&ldo;海龟&rdo;派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
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一千八百座墓葬中,亲自调查摸索过约三百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和诀窍。
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殷墟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