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先生度过纽约最后十年的黄秋虹女士，也从美国赶来了，拖着行李箱。

我挽她立在床前，忽又不能自抑：纽约老友来了——昔年每去先生借宿的秋虹的独幢宅院，必是远远望见木心等在门首阶前——如今先生浑不知秋虹来到，自顾沉睡着，因气管镜用过，鼻腔横着浅蓝色塑料管，看去如在颓然赌气。

“来……丹青。”

二十九日初进病房那天，先生已然起坐，是我第一次听他如从前那样扬声唤我，轻拍床沿，示意近前，满脸是有如发狠的自嘲的笑，说出他唯一一次完全醒豁的话：

“喔哟……这次是祸闯得大来！”

他现出我好久没见的老男人的憨笑，“原来弄成这样子……难为情！

难为情！

……你坐，你坐。”

这才是我们寻常单刀直入的话语。

我用粗口高声夸张我的兴奋，不愿错过这片刻的虚妄。

果然，刚才的醒豁瞬时用尽了他的气力——自孩子们告诉他下午我将到来，他便聚集神志，等着我——床头摇落了，他又开始漫长的昏睡……第三天，遗嘱、委托，诸事停妥，他睡去，醒来，显然完全忘了午间的签署，喃喃开腔：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什么可能？”

“他们来抓我？”

“瞎说！”

我冲他吼。

先生舒缓了，静默片刻，悠悠地说：

“《红楼梦》……大有深意。”

“你记得《红楼梦》吗？”

“记得。”

他望着天花板。

“上帝弄错了……我不是写这种类型。”

“你写的是什么类型？”

“我……已经写出来了。”

这是可以抓住的话题。

我探头凑近他，如行逼供：“你记得你写过什么！

？”

“记得……”

“《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记不记得？”

我狠狠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