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
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
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
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陈政敏《遁斋闲览》,《苕溪渔
隐丛话》前集卷六引)1
这段话中已经把杜甫的地位置于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
出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
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
事毕矣。”(《东坡集》卷二三)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还说过:“子
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
—1094),秦观作《韩愈论》,正式提出了“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
者”的著名论点。黄庭坚则指出了学杜的必要性:“学老杜诗,所谓‘刻鹄
不成尚类骛’也。学晚唐诗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
弊将若何!’”(《与赵伯充》,《山谷老人刀笔》卷四)陈师道也指出了
学杜的可行性:“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
至此,以杜甫为诗学典范的选择已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有两点情况应予注意:首先,宋人选择杜甫为诗学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
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宋初孙仅赞扬杜甫:“洎
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储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
相准的。”(《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宋祁则说杜
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也对杜甫的人格
及杜诗的思想意义表示了由衷的仰慕(详见第四节)。今人往往认为宋人对
杜甫的道德判断是一种误解或歪曲,或者认为宋人以杜甫为典范的主要原因
是道德判断而不是审美判断,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认为宋人尊社
固然是出于双重的价值标准,但是道德判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审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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