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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去书店作报告。

当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韬奋在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样本，&ldo;如获至宝&rdo;，高兴得不能自持，向范长江等朋友滔滔不绝讲述该书的内容。

7月，韬奋的夫人对他说：&ldo;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环境不好，文章不能好好写，话又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

&rdo;韬奋说：&ldo;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

我虽然不能用枪杆，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决地战斗。

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

&rdo;12月，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成立&ldo;联合出版部&rdo;，并联合派柳湜、李文等人去延安和太行区等地创办华北书店。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同时进一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迫害民主人士。

他们把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除重庆外）或直接查封或下令停业，并诬陷韬奋企图组织暴动。

韬奋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提出强烈抗议。

2月间，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去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韬奋一面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一面作了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去。

生活书店领导中心已移到香港。

他自己也决定辞去&ldo;国民参政员&rdo;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去香港。

出发前约两周，他和夫人还专程去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

2月25日4点钟，韬奋动身去南岸汽车站，沈钧儒与沈粹缜送行。

韬奋化装为重庆某汽车公司的商人，乘坐的是福建省政府长途汽车，与胡绳同行。

在旅途中，韬奋有两次&ldo;受到了严格的盘问&rdo;。

3月初，韬奋辗转到达香港。

当时战火尚未波及香港，从而为邹韬奋等人宣传抗日主张提供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

5月17日，在廖承志的大力协助下，由邹韬奋主编的在民众中影响巨大的《大众生活》周刊复刊，编委有茅盾、夏衍、金仲华、乔冠华、胡绳、千家驹等著名文化精英。

几天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9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ldo;皖南事变&rdo;，在《大众生活》上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长篇社论，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压制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阴谋，驳斥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谬论。

日军于12月18日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通道，实行宵禁，并四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到处张贴布告，限令&ldo;抗日分子&rdo;前往&ldo;大日本行政部&rdo;报到。

在港早已公开暴露身分的邹韬奋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被通缉，处境十分危险。

《大众生活》被迫再度停刊。

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把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大后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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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赴解放区以廖承志等为首的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等人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支队派员护送，从香港秘密转移到游击总队司令部驻地‐‐宝安县白石垅村。

从香港到白石垅相距百余里，沿途既有日军关卡，又有士匪出没，营救任务十分艰巨。

第一道难关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

为了保证途中安全，游击总部特地选派了几名机智能干又熟悉情况的交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