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的特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那些小城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做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来。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态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的提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1989年,我第一次读祖父的回忆录时,这里是我替他懊恼顿足的地方。陆焉识的错就出在这里,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里,他绝不应该对凌博士微笑默认。我想象陆焉识在福州路一家家书店阅读着自己对凌博士的反驳,整个人都是那种对自己文采的陶醉。这个反驳很快就要被看成是背后插刀了。他在十四家书店买了十四本杂志。这是我祖父的另一个毛病,进任何商店从不让店主失望。
他对凌博士的反驳是温和的,用的是陆焉识风格的诙谐。他首先对凌博士的文章表示了审美上的赞同,又赞美凌博士用典如田间拾穗,海滩拾贝,轻松自然。只可惜凌博士是非观念稍微差了一点,在美、苏、英都在跟日本人辩是非的时刻,他也主张暂放下东北沦丧、华北吃紧的民族是非。凌博士认为侵略战争是放火,被侵略一方应该救火,而不应该用抵抗战争去火上浇油。焉识用同样的比喻给凌博士一点常识教育:救火的方式也可用于放火,他从那边烧过来,你主动从这边烧过去,火挡火,倒可能烧出一片安全。
陆焉识把自己的文章通篇读下来,觉得自己虽然是驳斥凌博士,但并没有文字圈子里盛行的谩骂攻击意味,并留了商榷余地。即便凌博士知道笔名后面的真名是陆焉识,也不会被他得罪。凌博士法文很好,应该知道法语多么适合用来争论,法国人没有不争论而缔结真正友谊的。“一切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本身”,是法国人笛卡尔的信条。过了两天,大卫找到学校来了。几年前他那对焉识的匿名谩骂似乎从来没发生过,大卫又是那个留学时代吃喝不分的大卫了。他一头撞进焉识的怀抱,紧紧搂住他。在国内生活了几年,焉识对洋礼节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就晓得阁下会站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大卫说。
大卫已经猜出反驳凌博士的文章出自谁的手。焉识装糊涂,问大卫在说什么。现在他不是怕得罪凌博士,而是怕“阵营”,怕大卫为他的阵营来抓他陆焉识这个壮丁。
大卫把他拉到学校附近一个茶水摊子,要了一壶新龙井。
不等焉识开口,大卫便讲起自己对焉识那篇文章的倾倒。刚下过雨,茶摊上的遮阳棚兜了一兜雨水,大卫比手画脚,碰到棚子的杆子,雨水朝着他兜头浇下。他把眼镜摘下来胡乱擦擦,嘴却是不停的。大卫的意思是,假如天下只有一个人把焉识文章的每个字读透了,欣赏了,那个人只能是他大卫·韦。
焉识想,假如自己的虚荣心是痒处,大卫的夸奖句句都没有挠偏。焉识知道虚荣心可悲,但他没办法。人人都有虚荣心,人人都没有办法。
大卫的嘴皮几乎要被太多的话擦燃了,但要的龙井他一口都没有碰。他顾不上。大卫留下一杯已经变色的龙井走了,是焉识答应给他再写一篇文章他才走的。他不能推拒热烈的大卫,就像那天在酒会上不能推拒温雅的凌博士。
在学校图书馆里,焉识乘着兴致把答应大卫的文章完成了。比上一篇还要流畅俏皮,暗藏了更多的打趣。文章读下来,凌博士似乎成了个在国、共,学生、政府,中、日之间拉架的好心丑角。
寄到大卫所谓阵营内部的那家周刊。接下去的几天,焉识莫名地讨厌自己: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他身不由己。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焉识火急火燎地给那个杂志的编辑打了个电话,请求撤回自己的文章。编辑说太晚了,已经发排了。他说,只要没有运送到书店,就不算太晚。他让家里的司机载着他到了杂志编辑部。瘦小的编辑似乎铺的盖的都是稿纸,他告诉焉识,这期目录的广告都登出去了,撤稿子也是白撤;假如焉识一定要撤稿子,周刊就要开天窗,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长一篇稿子填上去呢?
焉识站在无立锥之地的编辑室,几分钟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个见不得别人为难的人。不然刚刚守寡的恩娘就被陆家打发回娘家去了。不然恩娘就不可能拿侄女变魔术,把侄女变成儿媳妇。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为了不让别人为难,常常做别人为难他的事,做别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随和大度”、“与世无争”的评语,甚至“大咧咧”、“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满足的。这满足似乎抵消了他因为扮出“随和大度”引起的内心紧张,这满足也似乎补偿了他那“与世无争”带来的真正失去。
“对不起,稿子毛病太大,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焉识说。
“清样出来你改好了!清样嘛,就是让人家改的!怎么改都行!”编辑说。
编辑抽烟抽得头发都冒烟了。
“大概要重新写过。”焉识说。
“我看蛮好的,大家看了都觉着蛮好的!”
焉识已经看到了自己文章的清样,薄薄地搁在桌子角上。
“对不起。还是请你们不要登。再请你通知一声韦先生。”
“假如说我们照登呢?”
“那我就只好请律师跟你们说话了。”
他把眼睛转开,不去看编辑为难到极点的脸。就像他面前是旺达,问他是否真的相信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焉识把清样从桌角拿起来,一边转身一边说对不起、再会,再会、对不起。编辑还不死心,要他稍微等五分钟,他要跟大卫·韦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大卫是个很能纠缠的人,焉识此刻已经站在了楼梯口,趁着编辑摇电话的时候身体重心一变,几乎连栽带跑地下了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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