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

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

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

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ldo;去你大爷的&rdo;便绝尘而去。

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ldo;懒得跟你们说话&rdo;的念头。

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

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

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ldo;好头颅，谁当斫之?&rdo;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ldo;这是一个体制问题&rdo;。

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ldo;体制啊，没办法!&rdo;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

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

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

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

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

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

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

何谓&ldo;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rdo;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

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ldo;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rdo;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

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

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ldo;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rdo;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

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

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

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