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柏林。

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众多士兵和平民都涌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

宪兵们到处驱赶着士兵返回前线，去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并威胁要将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

哈尼斯和我与一队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当宪兵上来盘查时，我们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离。

毫无疑问，其他士兵不是成为了苏联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宪兵的枪下。

当我们最后抵达总部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

我马上冲到格特鲁德医生的房间寻求治疗。

她为我重新接上了断裂的小指头，两边用木夹板捆绑作为固定，还给我打了止疼针和破伤风预防针。

由于我失血过多，医生认为需要输血，但病房里已经没有任何血液储备，只能转到军用医院治疗。

而阿克斯曼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帮助，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坚决否定了转院的请求。

&ldo;我没有任何问题！

&rdo;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克斯曼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带着由衷的感谢和钦佩。

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说按照我目前的状况，绝不能再出去执行任务，不能从事任何重体力活动。

经过一番讨论，阿克斯曼同意让我留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不过同时也给了我另一项任务。

由于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阿克斯曼不得不将指挥中心转移到老大臣花园对面的纳粹党总部中。

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医疗所也要一起搬过去，我的任务就是监督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虽然这并不是最危险的任务，却可以为我赢得铁十字勋章（一级），而且也让我有机会目睹了格特鲁德医生手下这些姑娘们的英勇表现。

当我和哈尼斯在竭力寻找施坦因纳的部队时，地堡里的混乱正愈演愈烈。

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让德军将领们相信，他们的元首已经走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

4月22日的整个早晨，希特勒都在不断询问施坦因纳的反击情况。

凯特尔、克雷布斯和约德尔都不敢告诉他真相，事实上，德军已经组织不起任何的反击。

此时的施坦因纳可能正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绝望地守候在某个角落中，或者面对着敌人摧枯拉朽般的攻势，早已逃之夭夭。

不断有电话打入地堡，可是内容却相互矛盾。

有些将军告诉希特勒德军正在进行反击，而有些则报告没有任何施坦因纳的消息。

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希特勒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耐烦。

当天下午3点，他还组织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者包括鲍曼、布格多夫、约德尔、凯特尔和克雷布斯等人。

在会议桌的另一边，还坐着他们各自的助手，包括党卫军联络官、爱娃&iddot;勃劳恩的妹夫赫尔曼&iddot;费格莱因（herannfele）。

很快，费格莱因就将成为地堡里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