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

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正义，一是迫于无奈。

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

至于其他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著手。

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

，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反的也不可以。

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

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

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

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

，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的惯例。

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

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不是白白送死。

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

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经过反覆斗争、谈判交涉回到中国，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

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虏”

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

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敌己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江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

能优待俘虏，却不能原谅当过俘虏的自己人。

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

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

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

。

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于融入汉族。

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

、“我世祖光武皇帝”

，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

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

，又有何意义呢？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